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經緯創投（ID：matrixpartnerschina），題圖來自：TED

近日，比爾·蓋茨就全球疫情接受了TED Connects的在線訪談——我們應該如何應對新冠的全球大流行？

早在2015年，埃博拉疫情過后，蓋茨曾在TED做過主題演講《下一次疫情，我們是否準備好了？》。他說，“全人類未來面臨的最大挑戰，不再是核戰爭，而是全球疫情。人類在武器裝備上的投入數不勝數，但在防疫上甚至不成系統，希望防疫能借鑒軍事的模型，提前做好準備工作”。今年，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印證了蓋茨的這一擔心。

在這次TED Connects的在線訪談中，蓋茨圍繞有效診療工具及疫苗的開發、國際合作抗擊疫情的必要性、以及蓋茨基金會如何幫助應對此次疫情等話題分享了信息和見解，回答了關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系列問題。

這其中，他是如何思考危機、如何利用自己的資金資源優勢去做最合適自己的救援和捐贈，尤為值得一看。為此，我們將視頻翻譯了出來，希望對你有所助益。以下：

主持人：讓我們從這說起吧，5年前你在TED的舞臺上傳達了這樣一個令人害怕的警告：這個世界總有一天會再次被大規模的流行病所威脅。現在大家都在看那個演講，令人寒毛直豎的是，我們現在經歷的和你當時說的基本一致。你覺得有人聽取了你的警告嗎？

蓋茨：基本上沒有。其實寨卡病毒、埃博拉病毒、SARS、MERS的爆發讓我感覺有所期望的一點是，這些疫情提醒我們在當今人口流動密集的世界，任何地區都可能會有巨大的災難。所以，當時的演講是想傳達一點：我們沒有準備好去面對下一次大規模的流行病爆發。但如果我們把資源投在先進的科學上，我們是有可能有所準備的。

令人悲傷的是，從當時到現在，我們做成的很少。有一些小事，比如蓋茨基金會資助建立的傳染病防范及創新聯盟（CEPI）、信托基金和幾個政府現在正在做一些各自渠道的疫苗研發。

但是，在診斷、抗病毒、免疫抗體方面我們幾乎沒有做什么準備，而這跟我之前模擬的“病毒游戲”非常相似，也導致了現在這個傳染病毒印證了我之前一些相對負面的預言。

主持人：你上個月說這可能是人們一直都害怕的百年一遇的瘟疫，你現在也仍然這樣認為嗎？

蓋茨：我很不想這樣說，但我們有可能會遇到一個致死率更高的傳染性疾病，比如以前的天花，它的死亡率是30%，這聽起來很恐怖。

事實上，大多數感染新冠病毒的人都能夠活下來。這個病毒雖然比MERS和SARS更容易傳染，但對比下沒有那么容易致死。盡管如此，為了控制這個病毒，對社會的干擾是前所未有的。

隨著疫情的全球化蔓延，我們最大的恐懼莫過于多少人會因此死亡，如果我們采取正確的措施，死亡的總人數將不會是一個特別大的數字。我們應該不會淪落到1918年大流感的局面，因為我們能夠比當時做得更好。

主持人：我們能比當時做得好是因為我們采取了正確的措施，一旦我們沒有采取正確的措施，前景將會非常糟糕。如果我們現在的知識儲備還和1919年一樣，這個疫情將會帶走全球幾千萬人的生命。如你所說，新冠病毒比普通流感更嚴重，但也沒有像埃博拉和SARS那么致命，它的傳染性和潛伏期的特性是不是讓應對這個病毒變得更難的部分原因？

蓋茨：埃博拉病毒在潛伏期間不具有傳染性，所以不會因為你去教堂、商店、或者做公交車就會感染。而新冠就像流感和大部分呼吸道的病毒一樣，最開始的時候你只會感覺有點發燒和不適，一般你都會繼續你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從而傳染給其他人。

能夠人傳人的呼吸道傳染病最麻煩的就是這一點，正如我2015年做的流感傳播模擬一樣，即使我們的醫療系統更發達，但比起1918年現在的人口流動性比當時大多了，這對我們來說非常不利。

主持人：你是從什么時候清楚地認識到，除非我們積極應對，否則這將是一次致命的瘟疫？

蓋茨：今年一月，警鐘在我們就發現這個病毒可以人傳人時就已經敲響了，這個現象符合一個可怕的傳播規律，并且將會讓疫情非常難以控制。

1月23日，中國開始對武漢進行封鎖，這是一個非常極端的手段，但也讓我們收獲了好消息，那就是通過此舉他們能夠讓感染率大幅度降低。

一月其實應該是所有人引起注意的時候，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種新興的呼吸道疾病，它的死亡率和高傳染性加在一起讓它位于可怕的病毒之列，我們應該更有條理地增加病毒，一起致力于治療方案和疫苗的研發。

主持人：所以上個月在美國或者是其他國家，我們到底做了什么準備？在2月初你和別人通電話的時候有提到新冠病毒是需要重視的事情嗎？那段時間各個組織幕后正在做什么？

蓋茨：從我們發現可以人傳人到現在，不僅政府在資助關鍵的應對措施，我們基金會也拿出了一億美金來加速治療方案的研究。

首先，我覺得今天最需要討論的事情就是檢測，我們沒有檢測足夠多的人，也沒有將測試給最需要的人。比如，有新冠相似癥狀的醫護人員不知道該不該去上班，因為他們沒有機會被檢測，而有些沒有癥狀的人卻占用了這些測試。所以，我覺得現在最緊要的是好好安排和優先處理相關檢測的問題。

其次就是隔離，美國現在只有部分地區現在執行了強硬的措施，其他的地區還沒有。這確實是一個艱難的抉擇，對公民來說很困難，對經濟也有破壞性的影響，但如果能盡快采取這些強硬措施，也能在更短時間內解除政策，回歸正常。

主持人：放開隔離這個問題不說，我們先討論檢測的問題。美國有很多聰明的傳染病學家，你也提到很多模擬疾病爆發的數據，大家也都知道如果什么都不做數以萬計的人會因此死去，我很困惑的是為什么過去的一個多月都沒有******可行的檢測方法？你對此的解釋是什么？是因為政府決策流程的過于復雜嗎？或是還有其他原因？

蓋茨：我們在2月確實沒有把握好這個有利條件。但往好的方面想，美國有很多的PCR機器。韓國作為中國之后感染國家的模范，在2月的時候抓住這個時間優勢，通過提高大量檢測的能力，在沒有封城的情況下有效控制感染蔓延。而美國反應的時候已經太晚了，所以封城是必須的舉措。

在美國如果你要做檢測，醫護人員會用棉簽從鼻腔一直伸到喉嚨去取樣，人們通常會在這個時候咳嗽，所以醫護人員需要穿戴防護措施且及時更換。這周有一個好消息是我們的研究數據表明，人們將棉簽伸到鼻腔深處的取樣結果和醫護人員做的咽喉提取的并無兩樣，這個信息給我們提供了巨大的幫助，因為這代表著醫護人員不需要經常更換防護服裝。他們只需要給病人提供棉簽，讓他們自己取樣然后放到試管里。如果大量檢測能做到的話，病人們將在24小時內收到結果。

主持人：所以你如何看待大量檢測的展開？一個普通人又要怎樣才能接受檢測？還是需要醫生開處方嗎？或者是會有一天大家可以從亞馬遜上下單檢測套裝？

蓋茨：美國現在其實還挺混亂的，因為政府還沒有介入到提高檢測能力和給需要的人做檢測這兩個方面。就算聯邦政府不采取措施，地方政府也必須做點什么。我們將會有一個網站，你可以去上面提交你的情況和癥狀，根據你提供的信息判斷你檢測的優先級，并且告訴你哪里有機器你可以自己提交檢測樣品。或者，最終我們可以做到將測試直接送到你家，然后你取樣后再寄出去檢測。可能六個月后，每個人會有一套測試套裝，大家可以自行在家檢測。

就目前來講，這些測試都會被送到PCR機器檢測，我們可以通過自檢的方式在短時間內提高檢測力度。檢測環節毋庸置疑是最重要的，只有檢測我們才知道我們是否需要更嚴格的封城或者是已經到了可以放松政策的節點。

主持人：有些人現在開始爭論是不是應該延緩檢測，因為現在病毒到處都是，而檢測點會提高被感染的風險，我們反而應該注重在治療和隔離措施上。你反對此觀點，并且仍然認為檢測在當前是最必要的嗎？

蓋茨：我認為大量的檢測和注重隔離是需要同時做的。如果你是醫護人員，在物資保障的情況下，還是會想兢兢業業地做自己的工作。檢測的目的就是告訴你，你需不需要進行隔離，并且確保你自己不是傳染源。檢測是最關鍵的一部分，大家都應該向韓國學習，做大量的檢測，同時搭配有效的隔離，從而達到控制小部分人口感染的目的。就像中國，他們只有0.01%的人口受到感染。如果不廣泛檢測，感染的人口會變成大多數，從而讓美國的醫療系統超負荷運轉。

觀眾提問：各個科技巨頭和領軍人將如何在疫情的控制和隔離上發揮作用？

蓋茨：科技公司在此次疫情中參與度非常高，我們都在努力保證大家能在網上完成部分工作和保持聯絡。令人欽佩的是這些公司甚至幫助疫情建模，補上數據的缺失。雖然每天看到的數據并不讓人高興，但是他們讓所有人都能時刻關注疫情的動向。這種數據可視化和分享治療經驗的能力是1918年沒有的。

主持人：關于現在這個居家隔離的政策，大家都想知道這個情況會保持多久。很多人都在擔心，居家戰勝病毒是以經濟崩潰為代價的。現在美國和其他國家都在激烈討論居家隔離或許是一個錯誤的政策，畢竟我們現在都在家隔離，不做我們平常的工作，如果持續三五個月甚至一年，我們的經濟會被嚴重影響。或許再隔離多幾周，讓大家回到工作崗位才是正確的措施，然后以更多的人感染為代價來產生群體免疫。對此，你怎么想？隔離策略會怎樣幫助我們讓生活回歸正軌？

蓋茨：我們很難因為某些政客認為只有GDP的增長才是最重要的，而對人們說忽略路邊的一堆尸體，繼續出門吃飯、消費。更難的是，當這個病毒威脅到他們的父母或者家里的老年人的生命，而大家都深知外出是幫助病毒傳播的途徑之一。

目前，我不知道有任何一個富有的國家選擇了這個應對方法，但如果他們真的這樣做了，在幾年之后他們會擁有群體免疫。這個說法只有在一半人口感染的基礎上才能成立，而其結果將是讓醫療系統超負荷運轉，把死亡率從1%提高到3~4%。這樣所謂“兩全其美”的提議是非常不負責任的。現在我們需要的是起碼6~10周的完全隔離，如果好轉了我們再慢慢開放回來。

主持人：把你剛剛說的數據總和一下，如果我們要達到群體免疫就需要大半個國家的人感染上病毒，如果以美國的人口來算的話將會是1.5億人。而根據你估計的死亡率，因病去世的人將會有400~500萬人，這真的是一個可怕的設想。

蓋茨：就算1%的人口被新冠感染，政府就會把病人作為社會棄民一樣對待。我粗略看了一下歐洲幾個采取正常商業活動的國家，這個策略確實很誘人。韓國不需要極端叫停是因為他們檢測和隔離方面做得特別好。這讓我感覺美國政府沒有把測試安排到最需要的地方，現在聯邦政府沒有這部分的作為，但我覺得至少州政府應該開始行動了。這兩個應對方法并沒有折中的可能，雖然封城很難，但我們要想，比起貧窮的國家，這樣的封鎖對富有的國家來說容易得多。

主持人：我看到一個例外的情況是日本，他們沒有像韓國那樣實行嚴格的隔離，也允許人們正常工作，但把資源投在對老年群體的保護措施上，這不代表日本有嘗試去尋找一個折中的解決辦法嗎？

蓋茨：如果你只有幾百個感染病例，通過良好的檢測、追蹤感染源、限制外國人入境就能有很好的減少傳播的效果，不用以經濟損失為疫情控制的代價。雖然我們可能不會像幾周前的武漢和意大利的情況那么惡劣，但因為我們沒有及時應對，美國已經錯過了去控制和避免徹底停工的機會。

主持人：對于美國的情況，我不能理解的是——如果我們通過這種極端的封城來成功地控制增長速度、減少新增病例，我們仍舊沒有對病毒的免疫能力，也沒有疫苗，當人們回歸工作，難道不會前功盡棄嗎？

蓋茨：經驗告訴我們，大部分病毒的傳播不是已經出現癥狀的人。而這正是你在建模時候要用到的參數。現在人們熱烈討論的英國帝國理工大學模型顯示，叫停后重新讓經濟起步是非常難的，但那個模型的結果和現在中國的情況完全不符合，他們并沒有那么多新增感染的人數。雖然還有很多未知，我們還是需要更實干一些。

雖然不知道新冠是否是季節性的，但大部分的呼吸道疾病都是，我們可以觀察北半球的季節變化對控制疫情影響。我覺得我們能夠讓感染病例下降，但只有檢測結果才能真正幫助我們判斷，我們是要繼續封城還是放松政策。在這一點上我是相對樂觀的，你看中國已經漸漸回歸正常，我們或許也可以效仿他們的做法。

主持人：你可不可以幫助我理解一下中國這個奇跡般的現象？因為最開始的時候這個病毒在武漢爆發，很多人從武漢去到中國的其他地方，武漢的封城加上其他地方的配合措施讓新增病例幾乎為零，在我看來這個病毒已經不再在中國傳播了。這是怎么做到的？

蓋茨：你可以打開你的Excel，隨便選一個數字。比如1個人感染4個人，循環周期大概是10天，如果循環8次的話你將會得到一個非常大的感染人數。如果你選擇一個很大的數字作為起始，比如1萬，那你可以想象會有多少人受到感染。但如果你用0.4作為感染比例的話（我選擇這個數字因為新冠平均感染率是0.4），循環下去會越接近0。這個疫情是呈現指數增長的，大于1時會越變越大，當小于1時會快速減少。所以中國的隔離政策將感染率降低到小于1，是他們控制疫情的方法。

我們從黑死病總結出傳染病有14天的潛伏期，但幸運的是我們現在能夠在潛伏期做檢測。雖然現在的治療手段能夠把死亡率控制得很低，但只有合理的運用檢測才能控制疫情發酵。檢測和隔離是僅有的兩個辦法。

主持人：我早上收到了這樣的問題——如果你能夠做一個月的美國總統，你優先做的兩到三件事是什么？

蓋茨：首先我想清晰地傳達一個觀點，就是我們現在除了隔離一段時間沒有其他選擇。如果我們參考中國，具體隔離的時間可能是6周左右，所以我們需要做準備，將這段隔離做好。

其次就是充分利用檢測，每周及時討論疫情進展。如果這段時間隔離做好了，我們將會看到疫情相關的數字有巨大的變化，新增病例指數性的減少即是疫情往好的方向發展的信號，同時我們需要保持這樣的紀錄幾周以達到完全控制疫情的結果。

這樣的封城和隔離政策實施起來很困難，對總體經濟來說更是百年一遇的強擊，但讓經濟重新運轉起來比起讓人起死回生更容易得多。所以，我們將以承受經濟方面的損失為代價，來換取病毒和生死方面的有利條件。

觀眾提問：對于相對貧窮、沒有辦法采取完全停工措施、醫療系統相對落后的國家，他們可以采用什么樣的方法去控制疫情？

蓋茨：如果富有的國家們盡職盡責，等到夏天的時候這些國家的疫情，應該可以像中國或者其他及時應對疫情的國家一樣，能夠被有效控制。

但對于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南半球季節變化大的區域來說，保持社交距離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比如人們需要每天出門工作糊口、買菜，又比如伊斯蘭國家的公民們有住得很近的居住習慣。越處于收入階梯下層的國家越難做到。

保持社交距離就是一個美國能夠負擔得起的政策選擇，所以我們應該用我們的資源加快疫苗的研發。相關研發的負責人說疫苗至少需要18個月的時間，你們之后采訪的Gavi疫苗研發負責人Seth Berkeley就在抗擊新冠的前線，他會有更多相關的信息。

我們現在確切需要做的就是產出很便宜的檢測套裝給這些發展中國家，并且研究出一套有效的治療方法。就算這些國家有足夠的呼吸機，他們不一定有足夠的醫護人員和床位，有效的治療方法能夠避免5%的病人靠呼吸機存活。

對整個世界來說，好消息是富庶的國家先感染了這個病毒，我們也能有資源幫全世界研究檢測方法、治療方法、和研發疫苗，最小化疫情可能對發展中國家造成的負面影響。

主持人：你剛剛提到新冠的治療方案，現在有什么靠譜的治療方案嗎？

蓋茨：有幾個藥物常被提及，比如瑞德西韋（Remdesivir）、羥氯喹（Hydroxychloroquine）、阿奇霉素（Azithromycin）等等，具體什么時間能大規模使用還比較模糊，但已經有一些數據顯示這些藥物能夠幫助緩解新冠癥狀。

現在很多研究都正在進行，比如瑞德西韋是一個5天的靜脈治療，目前還很難量產，有一部分研究員正在看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而羥氯喹看起來好像只能對早期的新冠癥狀能有所遏制。

我們基金會和Wellcome信托、萬事達信用卡現在聯合起來，建立了一個“治療方案加速器”（Therapeutic Accelerator）。現在有一個很長的抗體、抗病毒藥品名單，每天有近百個人帶著新的藥品到研究基地讓你測試，而我們“加速器”的目的就是通過閱讀實驗室報告和動物測試，分類和排列出哪些藥品可以優先開始人體測試。這其中整個世界的協調和配合非常復雜，但在最有希望的20個測試藥品中，我猜測其中3到4個將可以成為新冠不同階段的解藥，從而減少病毒傳播的恐慌。

主持人：你說過解藥或許可以從已經痊愈的人身上提取血清，因為他們身上會有這個病毒的抗體。你可以再仔細聊一下這個療法的可能性嗎？我們有沒有什么辦法加快一下這個療法的研究過程？

蓋茨：關于利用血清里抗體的療法，現在討論的點在于如何提取血清。已經痊愈的新冠感染者血液里的確有強大的病毒抗體，我們可以從他們的血液里提取有用的免疫白細胞然后輸送給其他患者。

但現在我們遇到的問題是如果這個痊愈的人每周來貢獻一次血清，他/她的血清能夠給多少個病患用，是2個？或是5個？

還有物流和運輸的問題，我們如何將血清運送到需要的地方？對比我們可以量產的藥品，血清療法相對復雜，而其中抽取和運送血清的花費也不菲。其實我們已經做了一些研究，在某種程度上這個療法是有效的，但規模化生產很難做到。

主持人：你剛剛說到我們最直接的疫情控制方法就是加快檢測病毒的速度，但在這幾個月中有沒有可能測試哪些人有病毒的抗體？比如已經痊愈自帶抗體的患者，這些人或許可以在抗擊疫情中成為世界的“英雄”。如果我們能證明他們對新冠從此完全免疫，我能想象到這些人能為世界做很多的貢獻，要么他們可以捐贈血清，要么在醫療系統負擔過重的時候，訓練這些人到人手不夠的社區醫院幫忙。

蓋茨：在我們向FDA提交鼻腔采樣能做出準確判斷的時候，我們就考慮過配置已經痊愈的人去自助取樣處幫忙。要澄清的一點是，我們不想要有很多人感染且痊愈，我們的目的是在美國隔離期間，控制本國感染人數在人口總量1%以下。

隨著疫情的發展，我們或許會超過300萬病例，但我有信心以經濟打擊為代價的隔離將會避免這個情況的發生。最終，我們或許每個人會有感染過新冠或接種了新冠疫苗的醫療證書，因為在人口大量流動的今天，我們很難控制人們不去某些無法控制疫情的國家，或者是讓那些國家的人入境。

主持人：我知道你的基金會目前正在幫忙加速這些病毒自檢套裝的生產。不僅僅是在美國，而是全球范圍內，我們預計會在什么時候能看到大規模的檢測套裝出現呢？

蓋茨：我們的基金會一直在資助流感研究，這個研究會幫我們理解流行病毒通過什么渠道傳播。我們很驚奇地發現對于學校在其中的角色、年齡群體、還有人和人之間不同的互動對與流感都有不同的影響，而我們對其了解少之又少。

這個流感研究不僅給了我們經驗，也是新冠第一次在美國社會中被發現的一個契機。當時，美國政府還在宣稱只需要檢測來自中國的入境者，但我們在這個研究中發現了沒有旅行史的新冠感染者。即使當時政府規定你不需要測試這些，但這位患者的發現在當時為我們早早地敲響了警鐘。

我們基金會正在和負責診斷的私營企業合作制作自檢的棉簽，現在咽喉檢測的取樣棉簽開始缺貨，而這些極易量產的鼻腔棉簽將會幫上大忙。這些棉簽不應該限量，PCR檢測儀器的化學物質也不應該限量，只有這樣才能幫助我們在幾周內達到韓國的那種檢測數量。

主持人：現在全球各個國家的協作有多重要？這個病毒就像人類的公敵，它并不關注這是哪個國家，你是什么種族，或者你信什么宗教。對我來說最令人寒心的不過于在當下，國家互相指責，還有對于亞洲人的歧視，這一切看起來都很有毒。你有看到各國合作的信號嗎？還是你跟我一樣擔心一不小心我們就會進入中美對峙的局勢？

蓋茨：這兩種信號我其實都看見了。我看到從疫情恢復過來的國家正在幫助其他國家，如果美國在夏天前也成功控制疫情，我們也會幫助其他國家。

在疫苗研發方面，現在每個國家都有研究項目正在進行，而對各種藥品的效力大家也都以一個非常客觀的態度去評價。

在生產方面，更富有的國家不僅為自己國內生產相關物資，也保證生產的價格低數量多，能夠供應到世界的其他地方。這也是Gavi的目標：將疫苗提供給所有人。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科學界和數據分享的方面，各國有著完美的合作。

但不幸的是，每當瘟疫爆發的時候人們對他人和自我的看法更趨于對立，我們必須要避免這樣的想法。這個時期不僅需要我們對別人更寬容大方、互相幫助，同時還要減少跟其他人的親身接觸，這其實挺諷刺的。

在線提問：蓋茨基金會現在除了資助生產防護服和口罩、發放免費檢測之外，還做了什么幫助抗疫？

蓋茨：蓋茨基金會很早就捐贈了1億美元來幫助檢測、治療和研發疫苗。我們也正在發揮橋梁作用，與政府部門、私營部門、制藥公司和檢測公司的負責人交流，尤其是與那些正在生產疫苗的公司溝通，其中包括一些新型疫苗，如RNA疫苗。

在線提問：目前你對局勢的見解是什么？對比5年前，你認為我們現在的經濟和人道主義發展是否更好？

蓋茨：5年前我說大流行是一件沒有被重視的可怕的事情，如果我們做了正確的決定和措施，我們可以更加有所準備。

科學的發展對我們來說是占優勢的，這一次過后我們會很清楚如何應對下一次可能的大流行。它確實會花掉近百億美元，但總歸不至于到數萬億美元，所以對比我們經濟體的總體損失來說，這不算什么。

我記得2015年演講的時候，我提到那次流感造成了4萬億美元的損失，人們都非常驚訝，但是這個數字真的很大嗎？這次的全球大流行會造成更大的損失。

在短期看來，我們將會遇到更多的難題，也更需要人們站出來互相幫助。我仍舊還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因為不管是氣候變化，還是尋找瘧疾或是癌癥的解藥，人們緊密聯系和合作的工作方式讓我感到很有信心。

大家都知道我熱愛我的工作，因為我經常能看到這些疾病學研究的進步。現在我們需要專注在新冠上，其他疾病的研究被暫時擱置，我們基金會把很多的資源拿出來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疫情。

我對于疫情應對的看法雖然一向嚴肅，但我一直樂觀地堅信，這次瘟疫將會把我們團結起來，一起走出困境，同時幫我們為下一次的爆發做好準備。

主持人：你覺得重要的國家首腦會聽取科學家們的話嗎？你相信我們在不遠的將來就可以控制住疫情嗎？

蓋茨：我們可以肯定的說，這些發達國家大都能在6到10周左右解決這個問題。隨著更多檢測數據的出爐，我們就能夠準確地預測趨勢，人們也都能估計控制住疫情所需的時間。

發達國家最終會結束疫情，發展中國家在這期間也同樣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但他們的疫情也最終也會被控制，因為到時候我們應該可以研發出疫苗。兩到三年內，這個疾病會在全世界范圍內得到解決，雖然代價非常沉重。

但從這次的經驗里我們學到了，下次我們再察覺到一個病原體，我們能在兩周內對數以百萬的病例進行檢測，并且因為這次的研究能快速找到抗病毒的藥物。然后我們可以利用現在建立的平臺，或許六個月內就能研發出疫苗。只要投入資金研發創新，會有很多前沿技術能夠實現。

當三年后回顧今天，我們會覺得當時雖然很慘烈，但全世界涌現了很多的抗疫英雄，也因此一起上了一課。全球一起同心協力，帶著先進的科學和互相幫助的渴望，我們能夠做到最小化疫情的影響且避免這樣的情形再度重演。

主持人：這也是我所想的，科學家真的非常偉大，他們做了很多工作，試圖了解這些病毒、測定基因序列、制造疫苗以及研究治療方法。這次的事情讓我們意識到了科學家的重要性，這和全球變暖問題一樣嚴肅。科學家給我們警示說如果不重視將有成千上萬的人死亡、毀滅我們的地球。你認為這次疾病能警醒一些政客嗎，在疾病剛剛出現的時候科學家就說過要謹慎對待這次疾病，但政客們似乎更關心GDP，沒有重視科學家的言論。還有人們在這段時間似乎沒有那么關心環境。

蓋茨：這對于人們對于這類事件的警醒程度帶來了一定的改變，比如環境，我個人非常關心環境。在過去的幾個月可能人們更擔心病毒，但是當我們渡過這次疫情之后，我們對于保護環境的意識會逐漸回歸甚至更強烈，人們會共同努力保護環境，所以我不認為環境會變得糟糕。

主持人：最后一個問題，對于只能待在家中的人來說，他們能做什么來有所貢獻？

蓋茨：我認為我們需要有創造性，雖然我們不能出門，但是可以上網課，把物資送到每個人家中。目前的情況是前所未有的，需要我們有創造性地去想解決辦法，并且又能保證隔離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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