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瞭望智庫（ID：zhczyj）
據“福克斯新聞”4月4日消息，多名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被錯誤地從紐約哈維茨中心(Javits Center)轉移到了“安慰”號（USNS Comfort）醫院船上。此前聯邦官員表示，這艘海軍醫院船只能用于收治非新冠肺炎患者，從而緩解醫院壓力。
官員們稱這艘醫院船船員的風險“很低”。風險“很低”的原因或許是因為該船接診的人數極少，絕大多數病床都是空的。
據《紐約郵報》之前報道，4月2日晚些時候，“安慰”號艦長帕特里克(Patrick Amersbach)稱收治人數“增至20人”；在洛杉磯的另一艘美軍醫院船“仁慈”號(USNS Mercy)當日也僅收治了15名患者。
一家醫院高管評價說：“這是一個笑話”。
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發布的實時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4月5日6時05分，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超過119萬例，共計1192028例。而美國累計確診已破30萬，達到305820例；死亡病例8291例；康復人數14520人。
4月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威斯康星州為新冠肺炎疫情“重大災區”，至此美國已有36個州、首都華盛頓特區以及4個海外領地被宣布為新冠肺炎疫情“重大災區”。在當天的白宮記者發布會上，特朗普表示接下來兩周將是美國抗疫形勢最嚴峻的時刻，死亡人數將會激增。
疫情從“靜悄悄”到“大暴發”，美國到底發生了什么？
1.擴散
自3月26日起，美國成為世界上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國家。美國總統特朗普3月29日說，為減緩病毒擴散，聯邦政府關于全美范圍內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指導意見將延長至4月30日。
當天，美國國家過敏癥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預計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導致10萬至20萬美國人死亡。
回看時間軸，過去一個月里，疫情在美國從“靜悄悄”到“大暴發”，擴散速度和規模在3月份之前幾乎無人料到。
1月3日，美國疾控中心從中方獲悉武漢出現新冠肺炎疫情。
1月7日，美國疾控中心成立“新冠病毒事件管理系統”（COVID-19 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
1月20日，美國出現首例輸入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2月25日，美國疾控中心首次警告社區傳播或無法避免，但疫情通告中仍明確表示“當前沒有在美國社區傳播”。
2月26日，特朗普召開首次白宮疫情記者會，稱美國本土僅余15名尚未康復的確診病人（未計入從武漢和鉆石公主號撤僑病例），確診病例將在今后幾天內趨近于零。
當天，第一朵烏云出現，西海岸報告了美國首例不明感染源病例，意味著新冠病毒在美國可能發生社區傳播，即“人傳人”。
2月29日，包括各州報告的推定病例，美國疾控中心匯總的美國本土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為22例，加上從武漢和“鉆石公主”號郵撤僑中的47個確診病例，總計為69例。
當天，美國首次報告兩起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各州報告更多不明感染源病例，社區傳播的陰云涌現天際。美國疾控中心網站疫情通告中，“當前，這種病毒沒有在美國社區傳播”的表述從這一天起消失。
3月1日，紐約市長報告紐約市首例確診病例，患者住在曼哈頓，近期從伊朗返回。
3月11日，美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超過一千例。
3月16日，特朗普第一次承認，疫情在美國“沒有得到控制”，情況“很糟糕”，美國人未來幾個月來的日常生活將受到干擾，美國經濟可能會出現衰退。
3月17日，美國50州全部出現疫情。
3月20日，美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破萬例。
3月24日，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5萬例。
3月26日，超過8萬例，成為世界確診病例最多國家。
3月27日，4小時內確診病例數先后超過9萬例和10萬例。
3月28日，仍是數小時內先后超過11萬例和12萬例；死亡人數超過兩千例，兩天內增加一倍，并出現首例嬰幼兒死亡。
……
顯然，在中國艱苦的全民抗疫期間，美國錯失了一個多月的防控黃金窗口期。
如《紐約時報》一篇報道所言，在這“失去的一個月”里，“美國人對一場迫在眉睫的公共衛生災難的規模視而不見”。“這個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擁有一批最精良的科學家和傳染病專家的國家，浪費了遏制病毒傳播的最佳機會。”
2.失誤
針對美國在疫情初期的應對失誤，各方批評和分析已經很多，美國媒體和公共衛生專家也不斷在從各個角度“復盤”。結合庫叔個人見聞與感觸，匯總起來大致有如下幾點。
第一個跟頭摔在病毒檢測上。
盡管意大利1月31日就出現兩起確診病例，但直至2月底，美國疾控中心對病毒檢測仍嚴格限定在有中國旅行史或與確診患者密切接觸并出現發燒、咳嗽疑似癥狀者；美國疾控中心發放的試劑盒出現技術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而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對各州和地方機構自行檢測病毒仍然予以嚴厲監管和限制，至2月29日才允許地方醫學實驗室和私營公司自行檢測。
疫情早期，美國審批新冠病毒醫學篩查的手續繁瑣，檢測和治療費用高昂，醫保政策不清晰。社交媒體上，有護士自述幾度申請檢測而不能獲批，更有很多民眾因擔憂個人支出過高而不愿檢測。
2月中旬時，美國疾控中心數據顯示，當時美國每天檢測數量僅約100例。多家美國媒體還報道說，到2月底3月初，白宮、國務院、衛生部和美國疾控中心等機構負責人發布的檢測數據等信息不一致或不準確。
這些因素交匯，使得美國在疫情早期檢測機構少、試劑盒短缺，檢測范圍過窄，檢測監管過嚴，發現社區傳播（即人傳人）過晚。等到發現之時，疫情已蔓延全美，呈現多州多點同時暴發，底數難以摸清的局面。
哈佛商學院教授卡普蘭(Robert S. Kaplan)和貝倫貝格資本市場公司(Berenberg Capital Markets LLC)美國和亞洲首席經濟學家米奇·拉維（Mickey D. Levy）認為，美國因病毒檢測能力耽誤了六周時間。
《紐約時報》3月底的復盤報道將之歸咎于”技術缺陷、監管障礙、官僚主義常態、領導能力不足”的合力。
第二個失誤，對中國疫情反應較快，但對蔓延歐洲和中東等地疫情卻應對遲緩，未能有效防控輸入型病例。
1月31日，即世衛組織宣布新冠肺炎疫情為突發國際公共衛生事件次日，特朗普政府就針對中國發布旅行禁令，是世界上最早對中國發布旅行禁令的國家之一。
相形之下，對待韓國、意大利等國疫情，美國的反應卻明顯沒有那么迅速。意大利1月31日首次報告兩例輸入型病例，但美國政府直至2月29日才發布關于避免到意大利“非必要旅行”的三級警告，3月13日才針對歐洲申根國家實施30天旅行禁令，而紐約等地國際機場至少到3月中上旬對待非亞裔國際旅客的檢疫措施仍非常寬松，導致輸入型病例失控。
華盛頓州養老院聚集性疫情源于從韓國探親回來的護工；紐約市首位確診患者是從伊朗返回的女性，第二位確診患者是闔家從以色列旅行返回的猶太律師；紐約州西部首例確診患者則從意大利返回；得克薩斯州首批患者中，多人曾在埃及旅行并乘坐尼羅河游輪。
第三個跟頭摔在美國國內政治上。
特朗普政府上臺后， 撤銷了前任奧巴馬在白宮總統國家安全委員會下設立的全球衛生安全小組，大幅削減美國疾控中心等聯邦機構的預算和人員，經常抨擊聯邦行政機構內部存在反對他的“深層政府”（deep state），美媒稱他對堅持認為俄羅斯干預美國2016年大選的美國情報界也不信任。
2020年是美國大選年，在美國大選和黨爭極化的背景下，美國的新冠疫情及其應對從一開始就被政治化。白宮和民主黨互相指責對方關于疫情的立場主張具有政治動機。特朗普全力謀求連任，尤其不希望疫情引發公共恐慌影響經濟，直至3月上旬一直在淡化新冠病毒的威脅，將其形容成“大號流感”，把疫情稱為“民主黨的騙局”。
由于傳染病本身的傳播規律，美國疫情重災區集中在東西海岸和大城市，那里往往是民主黨的票倉。時至今日，在疫情應對中，特朗普白宮與民主黨州長和國會民主黨人的爭執仍然頻頻見諸報端。
除黨爭之外，疫情探照燈之下，“華盛頓沼澤”不少問題浮出水面，也加深了民眾的不信任。國會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共和黨人伯爾被曝料搶在美股因疫情暴跌數周前大量拋售股票；且在聯邦政府對疫情輕描淡寫之時，私下向家鄉州為其提供政治捐贈的人士發出疫情風險警告卻未公開發聲。
《華盛頓郵報》一篇報道稱，美國國會兩黨議員都遲遲未能認真對待新冠疫情。
第四個失誤，大大低估疫情在美國和全球指數級擴散的風險，未能及時做好醫護物資等準備。
今年頭兩個月，從產業政策、醫保政策、醫務人員培訓到醫護物資生產，未見及時******得力措施。
早在1月3日，美國疾控中心就從中方獲知出現新冠肺炎疫情；1月底至2月初，美國情報機構就持續向白宮和國會情報委員會提交疫情報告；1月底，美國購物網站和實體店就已經普遍出現口罩、防護服等醫護物資緊缺。
但直到3月上旬，美國國家戰略儲備機制仍滿足于3000萬醫用N95口罩的戰略庫存水平，未見采取措施增加產能。
3月初特朗普政府向國會僅申請25億美元抗疫撥款，雖獲批逾80億美元，其中計劃用于采購口罩等醫護物資款項十分有限，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的特朗普政府對美國疫情規模的低估。
3.難處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疫情的發展，也存在不少客觀因素。
首先，美國擁有3.3億人口，是世界人口第三大國，僅次于中國和印度，人口基數龐大。評估一國疫情，不能只看絕對數值，還需要綜合考慮每百萬人口的檢測率和確診率，特別是如果把紐約大都會地區和美國其他地區疫情發展曲線分開審視的話。
目前，據美媒報道，最早發現疫情的西雅圖地區疫情曲線已在趨穩。
其次，確診數量首先取決于病毒檢測數量。目前，美國病毒檢測問題已基本解決，監管迅速放寬，檢測能力快速提升，檢測規模急速擴大。
3月27日，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一天之內就緊急批準了三家公司分別開發的45分鐘、15分鐘和5分鐘檢測新冠病毒試劑盒，其中雅培公司研發的5分鐘快速檢測試劑盒日產能可達5萬個。
美國確診病例飆升，首先是因為全美范圍內新冠病毒日檢測數量的快速、大量增加。白宮3月30日稱，總檢測量已超過100萬例。從媒體報道看，目前檢測準確度也較高，不再像早期那樣常有需要反復、多次檢測方能確診的情況。
第三，美國疫情發展與新冠病毒的全球傳播周期和軌跡大體相符。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27日說：
“大流行正在加速。”
“從全球第一個確診病例到10萬例，歷時67天；全球從10萬例到20萬例，11天；從20萬例到30萬例，4天。”
連日來，美國確診病例每天增加兩萬多例，反映了新冠病毒在錯過疫情防控黃金窗口后呈現指數級擴散的特點。傳染病防控措施不太可能立竿見影，攤平疫情曲線尚需一定時日。
第四，新冠病毒綜合征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型傳染病，從中國到美歐和世界各國，對它的認知本身需要一個過程。實際上，這一認知過程迄今仍然處于進行時，關于疫情傳播的許多信息迄今沒有一致的說法，比如普通民眾是否應戴口罩；新冠病毒會否通過空氣傳播；病毒傳染性在遞增還是遞減；無癥狀感染者在疫情傳播中的角色等等，信息仍存在混亂。
第五，中國全民抗疫期間，總體而言，不論中國自身還是歐美及國際社會，對中國憑借舉國體制抗擊疫情取得成功，是有相當信心的。回過頭看，本著非典疫情的“舊經驗”，國際社會對“中國抗疫成功=世界大部地區免于疫情威脅”的前景有過于樂觀的預期。
與此同時，美國等西方國家已經很久沒有吃過傳染病的苦頭，很多西方民眾潛意識中認為重大傳染病疫情只會在社會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發生。
在美國，很多人把中國的疫情傳播更多歸因于中國國情和制度設計的特殊性，以為如果疫情發生在自己國家，便不致于演變到像武漢那樣嚴重的地步，忽略了中國走到封城抗疫的地步，各種因素與考量中，新冠肺炎疫情之“新”和傳染病規律本身帶來的迫不得已，也占了重要份量。
新冠病毒感染癥狀易與流感混淆卻最終無法等同流感處理；潛伏期即具有傳染性；無癥狀感染者難以識別與隔離，達到一定規模即呈指數級增長，如此等等，現在看來，這些特點不講政治、無視國界。
簡言之，盡管一國有一國的國情，一國有一國的失誤，但在疫情早期，都存在似曾相識、不同程度和層面的僥幸心理、輕忽心態、官僚拖沓、人為延誤；都發生了檢測標準過嚴和檢測數量過小，未能及早探明疫情規模的情況。其結果，都不得不面對大型城市疫情指數級增長、醫療資源緊張和盡收盡治的難題。
4.觀念
就美國而言，回過頭看，在中國全民抗疫期間，特朗普政府似乎更多考慮的是利用疫情推動美國“制造業回流”和全球供應鏈與中國脫鉤；而美國媒體報道也往往側重對中國抗疫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解讀，輕忽了新冠病毒本身所帶來的巨大公共衛生挑戰。
這其中，不能不說也存在大國競爭的零和思維、意識形態因素、以及美國自身的優越感作怪。
按照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排名，美國是世界上應對流行疾病“準備最充分”的國家。從國力、科技和醫學水平、醫療資源等各項指數來說，并非虛語。
但新冠肺炎疫情似乎正在掀開所有國家社會治理體系和公共衛生體系的蓋子。回過頭看，美國疾控中心1月初就開始發布預警，但最終落實情況卻不如人意。
庫叔曾經復盤白宮和美國疾控中心早期的疫情記者吹風會。2月25日，在回答一名記者關于美國政府應對疫情準備是否充分的提問時，發出美國將不可避免地出現社區傳播警告的美國疾控中心梅索尼埃博士說：
“話說回來，我們永遠都不可能做好萬全的準備來應對任何不可避免的情況。我們總是會發現疾病令我們驚訝，有些考慮與我們原本的計劃略有不同……我仍然希望，當我們最終回首往事時，會覺得我們準備得太充分了，但這總比準備不足要好……我們作為一個國家、一所學校、一個企業和一個家庭所做的任何準備工作，無論下一場意外是什么，都將始終是有益的。所以我認為，總體而言，準備工作不會白費。”
應對傳染病疫情，是與時間賽跑。但愿下一次疫情發生前，世界各國都能夠自信地說，我們準備得太充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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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們稱這艘醫院船船員的風險“很低”。風險“很低”的原因或許是因為該船接診的人數極少，絕大多數病床都是空的。
據《紐約郵報》之前報道，4月2日晚些時候，“安慰”號艦長帕特里克(Patrick Amersbach)稱收治人數“增至20人”；在洛杉磯的另一艘美軍醫院船“仁慈”號(USNS Mercy)當日也僅收治了15名患者。
一家醫院高管評價說：“這是一個笑話”。
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發布的實時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4月5日6時05分，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超過119萬例，共計1192028例。而美國累計確診已破30萬，達到305820例；死亡病例8291例；康復人數14520人。
4月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威斯康星州為新冠肺炎疫情“重大災區”，至此美國已有36個州、首都華盛頓特區以及4個海外領地被宣布為新冠肺炎疫情“重大災區”。在當天的白宮記者發布會上，特朗普表示接下來兩周將是美國抗疫形勢最嚴峻的時刻，死亡人數將會激增。
疫情從“靜悄悄”到“大暴發”，美國到底發生了什么？
1.擴散
自3月26日起，美國成為世界上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國家。美國總統特朗普3月29日說，為減緩病毒擴散，聯邦政府關于全美范圍內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指導意見將延長至4月30日。
當天，美國國家過敏癥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預計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導致10萬至20萬美國人死亡。
回看時間軸，過去一個月里，疫情在美國從“靜悄悄”到“大暴發”，擴散速度和規模在3月份之前幾乎無人料到。
1月3日，美國疾控中心從中方獲悉武漢出現新冠肺炎疫情。
1月7日，美國疾控中心成立“新冠病毒事件管理系統”（COVID-19 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
1月20日，美國出現首例輸入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2月25日，美國疾控中心首次警告社區傳播或無法避免，但疫情通告中仍明確表示“當前沒有在美國社區傳播”。
2月26日，特朗普召開首次白宮疫情記者會，稱美國本土僅余15名尚未康復的確診病人（未計入從武漢和鉆石公主號撤僑病例），確診病例將在今后幾天內趨近于零。
當天，第一朵烏云出現，西海岸報告了美國首例不明感染源病例，意味著新冠病毒在美國可能發生社區傳播，即“人傳人”。
2月29日，包括各州報告的推定病例，美國疾控中心匯總的美國本土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為22例，加上從武漢和“鉆石公主”號郵撤僑中的47個確診病例，總計為69例。
當天，美國首次報告兩起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各州報告更多不明感染源病例，社區傳播的陰云涌現天際。美國疾控中心網站疫情通告中，“當前，這種病毒沒有在美國社區傳播”的表述從這一天起消失。
3月1日，紐約市長報告紐約市首例確診病例，患者住在曼哈頓，近期從伊朗返回。
3月11日，美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超過一千例。
3月16日，特朗普第一次承認，疫情在美國“沒有得到控制”，情況“很糟糕”，美國人未來幾個月來的日常生活將受到干擾，美國經濟可能會出現衰退。
3月17日，美國50州全部出現疫情。
3月20日，美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破萬例。
3月24日，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5萬例。
3月26日，超過8萬例，成為世界確診病例最多國家。
3月27日，4小時內確診病例數先后超過9萬例和10萬例。
3月28日，仍是數小時內先后超過11萬例和12萬例；死亡人數超過兩千例，兩天內增加一倍，并出現首例嬰幼兒死亡。
……
顯然，在中國艱苦的全民抗疫期間，美國錯失了一個多月的防控黃金窗口期。
如《紐約時報》一篇報道所言，在這“失去的一個月”里，“美國人對一場迫在眉睫的公共衛生災難的規模視而不見”。“這個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擁有一批最精良的科學家和傳染病專家的國家，浪費了遏制病毒傳播的最佳機會。”
2.失誤
針對美國在疫情初期的應對失誤，各方批評和分析已經很多，美國媒體和公共衛生專家也不斷在從各個角度“復盤”。結合庫叔個人見聞與感觸，匯總起來大致有如下幾點。
第一個跟頭摔在病毒檢測上。
盡管意大利1月31日就出現兩起確診病例，但直至2月底，美國疾控中心對病毒檢測仍嚴格限定在有中國旅行史或與確診患者密切接觸并出現發燒、咳嗽疑似癥狀者；美國疾控中心發放的試劑盒出現技術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而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對各州和地方機構自行檢測病毒仍然予以嚴厲監管和限制，至2月29日才允許地方醫學實驗室和私營公司自行檢測。
疫情早期，美國審批新冠病毒醫學篩查的手續繁瑣，檢測和治療費用高昂，醫保政策不清晰。社交媒體上，有護士自述幾度申請檢測而不能獲批，更有很多民眾因擔憂個人支出過高而不愿檢測。
2月中旬時，美國疾控中心數據顯示，當時美國每天檢測數量僅約100例。多家美國媒體還報道說，到2月底3月初，白宮、國務院、衛生部和美國疾控中心等機構負責人發布的檢測數據等信息不一致或不準確。
這些因素交匯，使得美國在疫情早期檢測機構少、試劑盒短缺，檢測范圍過窄，檢測監管過嚴，發現社區傳播（即人傳人）過晚。等到發現之時，疫情已蔓延全美，呈現多州多點同時暴發，底數難以摸清的局面。
哈佛商學院教授卡普蘭(Robert S. Kaplan)和貝倫貝格資本市場公司(Berenberg Capital Markets LLC)美國和亞洲首席經濟學家米奇·拉維（Mickey D. Levy）認為，美國因病毒檢測能力耽誤了六周時間。
《紐約時報》3月底的復盤報道將之歸咎于”技術缺陷、監管障礙、官僚主義常態、領導能力不足”的合力。
第二個失誤，對中國疫情反應較快，但對蔓延歐洲和中東等地疫情卻應對遲緩，未能有效防控輸入型病例。
1月31日，即世衛組織宣布新冠肺炎疫情為突發國際公共衛生事件次日，特朗普政府就針對中國發布旅行禁令，是世界上最早對中國發布旅行禁令的國家之一。
相形之下，對待韓國、意大利等國疫情，美國的反應卻明顯沒有那么迅速。意大利1月31日首次報告兩例輸入型病例，但美國政府直至2月29日才發布關于避免到意大利“非必要旅行”的三級警告，3月13日才針對歐洲申根國家實施30天旅行禁令，而紐約等地國際機場至少到3月中上旬對待非亞裔國際旅客的檢疫措施仍非常寬松，導致輸入型病例失控。
華盛頓州養老院聚集性疫情源于從韓國探親回來的護工；紐約市首位確診患者是從伊朗返回的女性，第二位確診患者是闔家從以色列旅行返回的猶太律師；紐約州西部首例確診患者則從意大利返回；得克薩斯州首批患者中，多人曾在埃及旅行并乘坐尼羅河游輪。
第三個跟頭摔在美國國內政治上。
特朗普政府上臺后， 撤銷了前任奧巴馬在白宮總統國家安全委員會下設立的全球衛生安全小組，大幅削減美國疾控中心等聯邦機構的預算和人員，經常抨擊聯邦行政機構內部存在反對他的“深層政府”（deep state），美媒稱他對堅持認為俄羅斯干預美國2016年大選的美國情報界也不信任。
2020年是美國大選年，在美國大選和黨爭極化的背景下，美國的新冠疫情及其應對從一開始就被政治化。白宮和民主黨互相指責對方關于疫情的立場主張具有政治動機。特朗普全力謀求連任，尤其不希望疫情引發公共恐慌影響經濟，直至3月上旬一直在淡化新冠病毒的威脅，將其形容成“大號流感”，把疫情稱為“民主黨的騙局”。
由于傳染病本身的傳播規律，美國疫情重災區集中在東西海岸和大城市，那里往往是民主黨的票倉。時至今日，在疫情應對中，特朗普白宮與民主黨州長和國會民主黨人的爭執仍然頻頻見諸報端。
除黨爭之外，疫情探照燈之下，“華盛頓沼澤”不少問題浮出水面，也加深了民眾的不信任。國會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共和黨人伯爾被曝料搶在美股因疫情暴跌數周前大量拋售股票；且在聯邦政府對疫情輕描淡寫之時，私下向家鄉州為其提供政治捐贈的人士發出疫情風險警告卻未公開發聲。
《華盛頓郵報》一篇報道稱，美國國會兩黨議員都遲遲未能認真對待新冠疫情。
第四個失誤，大大低估疫情在美國和全球指數級擴散的風險，未能及時做好醫護物資等準備。
今年頭兩個月，從產業政策、醫保政策、醫務人員培訓到醫護物資生產，未見及時******得力措施。
早在1月3日，美國疾控中心就從中方獲知出現新冠肺炎疫情；1月底至2月初，美國情報機構就持續向白宮和國會情報委員會提交疫情報告；1月底，美國購物網站和實體店就已經普遍出現口罩、防護服等醫護物資緊缺。
但直到3月上旬，美國國家戰略儲備機制仍滿足于3000萬醫用N95口罩的戰略庫存水平，未見采取措施增加產能。
3月初特朗普政府向國會僅申請25億美元抗疫撥款，雖獲批逾80億美元，其中計劃用于采購口罩等醫護物資款項十分有限，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的特朗普政府對美國疫情規模的低估。
3.難處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疫情的發展，也存在不少客觀因素。
首先，美國擁有3.3億人口，是世界人口第三大國，僅次于中國和印度，人口基數龐大。評估一國疫情，不能只看絕對數值，還需要綜合考慮每百萬人口的檢測率和確診率，特別是如果把紐約大都會地區和美國其他地區疫情發展曲線分開審視的話。
目前，據美媒報道，最早發現疫情的西雅圖地區疫情曲線已在趨穩。
其次，確診數量首先取決于病毒檢測數量。目前，美國病毒檢測問題已基本解決，監管迅速放寬，檢測能力快速提升，檢測規模急速擴大。
3月27日，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一天之內就緊急批準了三家公司分別開發的45分鐘、15分鐘和5分鐘檢測新冠病毒試劑盒，其中雅培公司研發的5分鐘快速檢測試劑盒日產能可達5萬個。
美國確診病例飆升，首先是因為全美范圍內新冠病毒日檢測數量的快速、大量增加。白宮3月30日稱，總檢測量已超過100萬例。從媒體報道看，目前檢測準確度也較高，不再像早期那樣常有需要反復、多次檢測方能確診的情況。
第三，美國疫情發展與新冠病毒的全球傳播周期和軌跡大體相符。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27日說：
“大流行正在加速。”
“從全球第一個確診病例到10萬例，歷時67天；全球從10萬例到20萬例，11天；從20萬例到30萬例，4天。”
連日來，美國確診病例每天增加兩萬多例，反映了新冠病毒在錯過疫情防控黃金窗口后呈現指數級擴散的特點。傳染病防控措施不太可能立竿見影，攤平疫情曲線尚需一定時日。
第四，新冠病毒綜合征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型傳染病，從中國到美歐和世界各國，對它的認知本身需要一個過程。實際上，這一認知過程迄今仍然處于進行時，關于疫情傳播的許多信息迄今沒有一致的說法，比如普通民眾是否應戴口罩；新冠病毒會否通過空氣傳播；病毒傳染性在遞增還是遞減；無癥狀感染者在疫情傳播中的角色等等，信息仍存在混亂。
第五，中國全民抗疫期間，總體而言，不論中國自身還是歐美及國際社會，對中國憑借舉國體制抗擊疫情取得成功，是有相當信心的。回過頭看，本著非典疫情的“舊經驗”，國際社會對“中國抗疫成功=世界大部地區免于疫情威脅”的前景有過于樂觀的預期。
與此同時，美國等西方國家已經很久沒有吃過傳染病的苦頭，很多西方民眾潛意識中認為重大傳染病疫情只會在社會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發生。
在美國，很多人把中國的疫情傳播更多歸因于中國國情和制度設計的特殊性，以為如果疫情發生在自己國家，便不致于演變到像武漢那樣嚴重的地步，忽略了中國走到封城抗疫的地步，各種因素與考量中，新冠肺炎疫情之“新”和傳染病規律本身帶來的迫不得已，也占了重要份量。
新冠病毒感染癥狀易與流感混淆卻最終無法等同流感處理；潛伏期即具有傳染性；無癥狀感染者難以識別與隔離，達到一定規模即呈指數級增長，如此等等，現在看來，這些特點不講政治、無視國界。
簡言之，盡管一國有一國的國情，一國有一國的失誤，但在疫情早期，都存在似曾相識、不同程度和層面的僥幸心理、輕忽心態、官僚拖沓、人為延誤；都發生了檢測標準過嚴和檢測數量過小，未能及早探明疫情規模的情況。其結果，都不得不面對大型城市疫情指數級增長、醫療資源緊張和盡收盡治的難題。
4.觀念
就美國而言，回過頭看，在中國全民抗疫期間，特朗普政府似乎更多考慮的是利用疫情推動美國“制造業回流”和全球供應鏈與中國脫鉤；而美國媒體報道也往往側重對中國抗疫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解讀，輕忽了新冠病毒本身所帶來的巨大公共衛生挑戰。
這其中，不能不說也存在大國競爭的零和思維、意識形態因素、以及美國自身的優越感作怪。
按照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排名，美國是世界上應對流行疾病“準備最充分”的國家。從國力、科技和醫學水平、醫療資源等各項指數來說，并非虛語。
但新冠肺炎疫情似乎正在掀開所有國家社會治理體系和公共衛生體系的蓋子。回過頭看，美國疾控中心1月初就開始發布預警，但最終落實情況卻不如人意。
庫叔曾經復盤白宮和美國疾控中心早期的疫情記者吹風會。2月25日，在回答一名記者關于美國政府應對疫情準備是否充分的提問時，發出美國將不可避免地出現社區傳播警告的美國疾控中心梅索尼埃博士說：
“話說回來，我們永遠都不可能做好萬全的準備來應對任何不可避免的情況。我們總是會發現疾病令我們驚訝，有些考慮與我們原本的計劃略有不同……我仍然希望，當我們最終回首往事時，會覺得我們準備得太充分了，但這總比準備不足要好……我們作為一個國家、一所學校、一個企業和一個家庭所做的任何準備工作，無論下一場意外是什么，都將始終是有益的。所以我認為，總體而言，準備工作不會白費。”
應對傳染病疫情，是與時間賽跑。但愿下一次疫情發生前，世界各國都能夠自信地說，我們準備得太充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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